房屋拆遷案例
馬克思在曾經說過，“如果有10%的利潤，資本就會保證到處被使用;有20%的利潤，資本就能活躍起來;有50%的利潤，資本就會鋌而走險;為了100%的利潤，資本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;有300%以上的利潤，資本就敢犯任何罪行，甚至去冒絞首的危險。”在拆遷中，由于有利可圖，被拆遷人總會遇見各種各樣的人，有的是站在被拆遷人一方為其爭取權益，而有的人參與其中只是為自己分得一杯羹，甚至不惜給被拆遷人挖坑。
在這種情況下，被拆遷人可要亮雙眼去分清敵人和朋友，千萬不要和下面幾類人叫上朋友
拆遷方
拆遷方是被拆遷人首要防范的對象，在實踐中絕大部分被拆遷人都是吃了拆遷方的虧。由于雙方都是在爭奪拆遷利益，一方是想方設法壓低補償款的征收方，一方是想拿到合理補償的拆遷戶，勢必使雙方處于對立的位置。但是在實踐當中還是有不少被拆遷人被拆遷方的“甜言蜜語”所迷惑，輕易的相信對方的口頭承諾而簽訂協議，到最后導致自己陷入維權困境。
和拆遷方打交要時刻牢記你們是利益相對方，對方是不可能為你的利益考慮的。千萬不能相信對方的口頭承諾，在和對方協商談判時要做到有理、有力、有節，在過程中注意收集證據，必要時請專業律師介入。
拆托
與流行的“醫托”、“婚托”相比，“拆托”一詞很少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，人們對此也不甚了解。據了解，“拆托”一般都來源于有前科劣跡的人員和社會閑雜人員。他們有的以拆遷戶“代表”的名義強行介入，有的以“拆遷公司”的身份出現，還有的利用與拆遷部門的公職人員熟悉的便利做交易。他們的牟利手段主要有兩個：一是與拆遷戶簽訂協議，幫他們“談判”，收取固定數額的“勞務費”;二是與拆遷戶確定底價，到手拆遷費的高出部分歸“拆托”所有。一旦拆遷戶拿到補償款后，不愿意給“勞務費”或是反悔，“拆托”往往就采用要挾、威脅等暴力手段，迫使拆遷戶就范。比如南京王某是南京某重點工程的被拆遷居民，應得拆遷補償款約25萬元。刑滿釋放人員胡某得知這一情況后，主動上門找到王某：“只要你授權給我，我能保證你拿到30萬元拆遷補償款。”王某答應說：“我只要28萬元，多余部分由你拿。”于是，胡某糾集社會上10余名刑滿釋放人員對拆遷工作人員施壓，采取威脅等不正當手段，要求拆遷實施單位給付35萬元補償款。但拆遷工作人員堅持原則，仍與王某簽訂了25萬元的拆遷補償協議。胡某得知后，又反過來糾纏王某，說他們打車、吃飯花費了1.8萬余元，要求王某給付2萬元的“勞務費”，王某迫于無奈從自己的拆遷補償費中拿出2萬元交給了胡某。
所以為了防止不必要的損失，最好不要劍走偏鋒，通過合法的方式去爭取自己的權益才是正確的選擇。
“搭便車”式維權者
這類人通常產生于集體維權中。由于征地拆遷往往是針對一個片區、一個村莊，被拆遷人往往受“人多力量大”觀念的影響，比較傾向于組成一個集體去和拆遷方斗爭。這種觀念雖然不能說是錯誤的，但是在實踐中也會產生一些不必要的風險。
集體維權的既有外部風險也有內部風險，而內部風險往往是由于組織上的問題所產生的“叛徒”。這類人在起初加入維權集體時的初衷是“搭便車”，在后續過程中看到有利可圖，就變成了拋棄集體而獨享利益的“叛徒”。這些案例在實踐當中不在少數，比如拆遷維權代表被拆遷方“收買”，獨自拿到補償款而放棄維權，置其它維權者的利益于不顧;個別投機成員為了拿到自己應得的補償款和拆遷方串通一氣，在維權過程中散布消極信息，分化集體成員等等。
防范此類情況的發生，得在維權集體的組織性上下功夫。首先在代表的選擇上，要多選幾名代表，不能把權力交到一兩個人身上，要在拆遷方在收買代表的成本上劃不來;其次是吸收維權成員上注意吸收那些維權意志強烈的人，對于那些搖擺不定或想“搭便車”的人堅決抵制;最后維權集體的成員不能太多，具體多少人數合適則需要結合具體訴訟標的額來考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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